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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企业贡献两成税收 未来税改或推纳税人管理

深圳注册公司 发布时间:2021-01-16 次浏览

  代理注册公司相关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2013年开始对电力、烟草、银行等以大企业为主的行业实施的代理注册公司税务审计,目前已接近尾声。此次代理注册公司审计主要...

  代理注册公司相关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2013年开始对电力、烟草、银行等以大企业为主的行业实施的代理注册公司税务审计,目前已接近尾声。此次代理注册公司审计主要由国税总局大企业税收管理司负责,其中由大企业司定点联系的45家大型代理注册公司企业,每年税收约占全国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

  但这还远远不够,按照国际通行原则,一个的80%税源将来自约20%的大企业。一位地方国税系统人士表示,大企业税收管理正在得到加强,而税收征管改革的方向,可能会主要按纳税人划分为自然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等不同的税收管理机构。  其中,实施大企业税收专业化管理,以较小成本获得较大收益,至少在国税总局看来,符合税收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目前国税总局包括两种税收征管体系,一是按税种划分的货物劳务税司、财产和行为税司、所得税司等,二是按纳税人划分的大企业司,两者是并存局面。


  国税总局大企业司成立于2008年8月,次年1月启动“定点联系企业制度”,首批有45家企业,包括中石油、中国银行等31户国有大型企业,华为等4户民营企业,以及西门子(中国)、麦当劳(中国)等10户外资企业。“抓大”毕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做法。以北京为例,“平均一个税管员要管理2000家企业,如果想要把北京全部的企业审查一遍至少需要十几年。”国富浩华(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陶战银告诉经济观察报。  不过,按纳税人进行税收管理的做法目前仍在过渡阶段。上述地方国税系统人士称,之所以暂不全面推行,是因为中国有地税部门的存在,在国地税合并或以其他方式解决类似问题后,才会是推行税收征管改革的恰当时机。

    政府要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好的环境,必须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城市基础设施等来实现,以市场环境来倒逼提升产业的准入门槛,而非以行政手段设置各种准入障碍。实际上,行政干预的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今日,政府可以转型升级为名淘汰一批企业,那么很难保障政府明天不会以另一个名义来淘汰今日所引进的所谓新兴企业,这种行政干预的恶果最终只会摧毁市场的投资信心。

  也有不少人认为,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顺德缺乏的不是企业的数量,而需要一些创新型企业。这实际上涉及到政府对中小微企业的定位问题。在国外,中小微企业更大的社会意义是解决市民就业问题。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此前就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商事登记改革后公司注册数量同比有大幅度增长,很难讲这些新公司一年到头对税收的贡献有多大,可能也是微不足道的,但难保的“何享健”就在其中。“如果今天不种苗,是不可能有收获的。”  小作坊爆发式增长所引发的争议只是顺德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但管中窥豹,顺德改革已经真到深水区,只要上级考核的“指挥棒”没有发生大变革,就很难从根本上破除政府管理中的行政化思维导向。如何在现有考核“指挥棒”下,找到一条兼容新制度的出路,更考验着顺德改革干部的智慧与魄力。

  制度改革必将带来工作职能的转变,面对即将到来的改变,工商部门必须从各方面建立应对机制,将政策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来。一是要加快信息化建设。通过建立内部局域网,建立网络登记机制,尽快实现注册登记业务流程自动化,同时要适应形势发展,逐步改革传统申请填报方式,建立电子申报系统,将所有登记申请表格格式统一,以互联网形式在申请平台公开。二是创新工作机制。通过对企业登记信息的综合管理、资源共享,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制约”的惩戒机制,继续推进信用分类制度的实施,按照企业的信用等级,建立适时、定时、及时的巡查机制,实行分距离监管,按信用等级实施分类巡查。三是要加强各部门协作。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在机关真正树立指导基层、服务基层的意识,积极探索应对登记制度改革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加强部门间协调,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的组织管理体制。

  今年1-2月,东莞商改的综合效应得到初步显现。全市合同利用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协议利用内资金额、税收总额、来源于东莞的财政收入均得到明显增长。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5.7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21.93亿元,增长29.8%。

  “东莞模式”渐进式改革为商改探路  相比省内其他城市的商改,商改“东莞模式”是“微创手术式渐进式改革”。所谓“微创”是指东莞商改没有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没有“伤筋动骨”。“渐进式”是指东莞商改从去年5月试点到12月全市铺开,至今一直在不断完善中,“小步快跑”前进。比如东莞基本没有改变营业执照原有式样,保留了原有执照上的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等内容,同时规定了注册资本认缴制的上限,降低了市场风险。“东莞模式”的更大特色是建立起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相对完备的后续监管体系,为没有实行大部制改革情况下多部门协同监管摸索积累了经验。

  对于东莞自身而言,商改成为东莞在改革中不断谋求制度红利的新探索。改革开放之初,东莞建立全国“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实行“一条龙”“一站式”服务,企业从洽谈到签约基本做到一周就能完成,最快半年投产。这已带有商改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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